张斌:如何做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

  中国经济成功渡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2010年左右中国的工业化到达了高峰期,实现了非常标准化的经济结构转型,即经济活动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从高收入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高收入国家在人均收入8000到1万美元的时候开始进行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

  2017年12月21日下午2点,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联合瞭望智库举办宏观形势内部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主题为“新时代、新趋势、新思路——2018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本文根据张斌博士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已经作者审核。

  成功的经济增长都存在非常强的结构性变化规律。对比国际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位置。

  首先,中国经济成功渡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2010年左右中国的工业化到达了高峰期,实现了非常标准化的经济结构转型,即经济活动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从高收入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高收入国家在人均收入8000到1万美元的时候开始进行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工业增加值/GDP的峰值均值在40%。中国2010年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4%,人均GDP水平在8000美元左右,此后开始了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基于这个观察就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有信心,因为从历史数据观察,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经过成功的工业化高峰期后却没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其次,进入转型期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更快,产业升级进展顺利。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以后,只有密集使用人力资本的服务业增长速度更快,中国的经验也是如此。2010年以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此外,从研发投入、生产环节和产品环节多个角度看,中国的产业升级进展顺利。

  再次,从支出结构来看,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的消费占比逐渐提升,投资占比达到了很高的高点以后开始缓慢下降。这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也高度一致。

  1、从就业份额上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相似发展阶段;

  2、尽管我国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有更快增长,但是服务业尤其是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等,中国的水平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水平。

  3、一般国家工业化高峰期之后城市化也达到了高峰期,城市化水平超过70%。但是中国的工业化高峰期对应的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仅为57%左右,远远滞后。

  这三个方面的差距并非孤立存在,造成这些差距背后的共同原因是公共服务和管理的滞后。

  首先,改革需要极大的社会共识,但是目前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改革的共识很小,分歧很大。这种分歧主要来自于代际之间,幼年的生活经历差异太大,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慢慢地解决。这种背景下,改革不能急于求成,要突出重点,一届政府啃下一两块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硬骨头就很好。

  其次,区分稳定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稳定政策,稳定政策的目标是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保障了生活成本稳定,就业充分保障了收入增长。第二类是结构性政策,目标是提高潜在生产力。不同的目标对应不同的政策。现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把两类政策混在一块,结果哪个都受到牵连。

  再次,将稳定的通胀率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第一决策目标。改革需要时间,这个过渡期内不能渴求一下子达到改革目标,只要方向对并有进步就好。过渡期内尤其重要的是不要激化矛盾,不激化矛盾的最大经济保障就是稳定的通胀率。如果经济陷入严重的通缩,企业利润和投资会垮掉,劳动力市场会垮掉,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会垮掉;反之,如果经济陷入严重通胀,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会垮掉。在经济领域,要把稳定通胀放在最高的高度,其它目标都应该让位。不能因为结构性目标的考虑牺牲通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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